最近幾年,每逢春節後,各地工廠企業觸目驚心的缺工現象總是占據各大媒體顯要位置。去年11月,筆者曾在上海市中心一條長約1000米的街道上,數了數其中一邊櫥窗中的招聘信息,招工150人左右。時隔半年,發現很多招聘信息還掛在那裡。
  上周末,筆者到江蘇江陰鄉下一家工廠幫四川親戚訂購一臺機器。在和工廠老闆聊天時,我特意問她,是否缺工?招工難不難?她很肯定地說:不缺工。原因很簡單,她的工廠效益還行,所開出的工資待遇自然要高一些,只要想招工,不愁沒有人。不過有些工廠確實招不到人,原因要麼是工資太低,要麼是不講誠信,經常拖欠工人工資。
  她還把上海和她們當地的收入和開支做了對比:同時開出5000元月薪,江陰更吸引人,原因很簡單,江陰鄉下她提供的住房,一年只需2000元房租,而上海市區一個月的住房交通,起碼要花2000元,每個月還能剩多少?上海街頭普通飯店招聘大廚,開出的月薪為五六千元,而我的堂弟在四川“農家樂”做大廚,月薪達到5000元。對一個西部的大廚來說,上海已經沒有吸引力。
  不管人口紅利是否已經消失,一些不經意間的變化已經發生。
  首先,通過勞動力供給減少的倒逼,勞工權益獲得極大改善。我國勞動力供給的最高峰時期,也是我國勞資糾紛最嚴重的時候。勞工法律權利弱勢、政府部門執法不力都是原因,但根本的原因是勞動力嚴重過剩。當年,很多待遇很差的工廠門口都排著長長的求工隊伍,你不乾,外面還有很多人等著呢。工人連用腳投票的資格都沒有。工人工資因此被壓得很低,增長極其緩慢。
  但隨著很多用工領域出現勞動力短缺現象,形勢逆轉,不管是珠三角還是長三角,都出現了資方請求工人到廠工作的現象,待遇不得不提高,福利不得不有所完善,否則只好關門。困擾中國社會多年,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勞資糾紛,得到很大緩解。
  不過也要註意,目前由勞動力短缺倒逼的勞工權益保障的改善,還是低水平的,一旦勞資雙方達到新的平衡,權益保障必定面臨新的問題。
  其次,任何國家和地區在經濟放緩之際,最擔心的是失業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,決策層當時最擔心的就是2000多萬農民工失業返鄉可能帶來的社會政治影響。目前中國經濟出現明顯放緩跡象,但恰恰遇到勞動力供給明顯減少,經濟放緩的社會與政治壓力得以緩釋。借助這個機會來完成什麼事業,必須慎重選擇,以免錯失良機。
  再次,人口流動方向正在發生逆轉。以上海為例,據《勞動報》2013年7月報道,上海每年新增人口達到60萬~70萬人,其中70%為農民工,但是今年2月份的統計數據顯示,2013年上海市新增常住人口為29.77萬人,人口增長速度大為放緩。
  外來人口增長放緩的原因有兩個,一是全國性的新增勞動力減少,二是上海包括整個東部,能夠給“低端勞動力”提供的薪酬水平與工作機會,與全國很多地方甚至西部相比,已經沒有太大的競爭優勢。這將很大程度上改變人口流向,一些多年的痼疾,比如東部城市為外來人口提供住房和子女教育的壓力、全國性的春運難題,將會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,社會管理和服務成本將有所下降。
  第四,“低端勞動力”的減少,短時間內可能抬高本地居民的生活成本。在一些討論中,為了控制城市規模,往往有利用政策手段,變相強迫“低端勞動力”離開的聲音。殊不知再高端的城市,也需要大量“低端勞動力”比如廚師、服務員、快遞員、收銀員等存在,這些“低端勞動力”嚴重缺工時,要麼提高工資,要麼降低服務水準。
  提高工資的成本很快會轉嫁到被服務對象身上,導致居民生活成本水漲船高。最近幾年,居民房屋裝修的人工費用大幅上升,即是生活成本上升的預演,相信接下來很快會蔓延到其他行業;服務水準的下降是相對的,體現在餐飲業上,至少東部城市的大飯店聰明帥氣年輕漂亮的男女服務員越來越少;同樣檔次的飯店,中西部中小城市廚師的烹飪水準不亞於甚至已經超過東部大城市。
  如今勞動力短缺的確解決了一些問題,但是很快會有一些新的難題出現。  (原標題:正視勞動力短缺的機遇與挑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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